俄国共济会

俄国共济会最早始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时代,很快它的影响在俄国上层不断扩大。虽然女皇本人对共济会并没有特殊的偏好,但是由于她喜欢伏尔泰,而伏尔泰本人是共济会成员,因此共济会在俄国贵族中很快得到传播。由于共济会的“西化”和“精英化”两大特点都非常对自由化贵族的胃口,而它的基督教救赎情怀又迎合了这些贵族的理想主义追求,因此共济会对贵族的思想异端起到了凝聚的作用。
 
很多俄国著名贵族都是共济会会员,可以说,“处在伏尔泰思想和宗教之间的岔路口上”有精神追求的俄国贵族几乎都是共济会会员:俄国讽刺杂志《雄蜂》、《空谈家》、《钱袋》的创办人诺维科夫(1744-1818)1775年加入共济会;贵族反对派的领导人谢尔巴托夫(1733-1790)是共济会成员;历史学家卡拉姆辛(1766-1826)是共济会会员;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的创始人、宪法大纲《俄罗斯真理》的起草者佩斯捷里(1793-1825)也是共济会会员;另一个著名的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1975-1826)也是共济会成员;俄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教授是共济会团体的领导人,类似的名字我们能够开出一长串来。
 
伏尔泰
 
共济会中,伤感彷徨的贵族获得了组织资源,很快共济会的柏拉图式的浪漫和神秘一下子就充斥了当时俄国贵族空虚的精神。他们认为在共济会中能够与西欧的同行同步感受到解决精神困惑的需求。在莫斯科大学贵族专修班中,这种需求像传染病般的蔓延,这些人把共济会团体称为“内心的教会”。
 
其成员出版地下出版物,散发手抄本书籍,但最多的是进行翻译工作。1782年莫斯科共济会开办了自己的“翻译神学院”,1783年由诺维科夫在内14个共济会员出资成立了“印刷业友好学术协会”,当时流行的西方神秘主义著作很快便被翻译传播,也使俄国的私人出版业快速发展,从1784-1791年的8年间,仅诺维科夫属下的一个出版公司就出版了554种图书。别尔嘉耶夫称,共济会“不是政权从上面硬塞给的”,它成为18世纪仅有的精神社会运动。
 
共济会对18世纪的俄国知识群体来说起到了思想中转站的作用。由于共济会越来越多地“扮演着政府与教会反-对-派的作用”,“很多共济会员都是有名的启蒙思想家”。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发展史“几乎就是共济会的历史”,不了解共济会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俄国知识分子,所以共济会也被称作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预备组织”,是孕育思想界成长的母体,为后来俄国的宗教哲学产生做了铺垫。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员多是军方行动派人士。据苏联史家涅奇金娜研究,十二月党人早期的4个组织都是受共济会的影响或者在共济会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 1812年俄法战争结束以后,俄军远征到西欧,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对俄国军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被一种全新的文化所吸引,“很多军官加入了法国共济会,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军官们吸收了冒险的政党精神,他们自己也开始组织一些类似于法国共济会的秘密社团”,“贵族利用共济会团体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
 
在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后期,就多次查封关闭共济会分会据点,理由是任其组织作大,将会对“国家造成危害”。1826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尼古拉一世再次重申“禁止军职人员和所有的贵族加入共济会”。此后俄国的共济会或者转移到国外,或者转入地下状态活动。
 
20初世纪共济会的活动在俄再度复苏,其成员从主张君主立宪到以推翻沙皇制度为目标的各种人都有。20世纪初俄国科学院院士柯瓦列夫斯基根据法国共济会团体的授权,于1907年建立以“北极星”为名的共济会团体,在1912年成立了共济会的领导机构——最高会议。与18-19世纪的共济会一个主要的区别是,20世纪俄国的共济会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即限制或推翻沙皇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时它已经在承担着某些政党的职能了。共济会的组织者之一库斯科娃证实说,成立共济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这种秘密形势下为俄国的未来走向提供方案。
 
到1916年共济会已吸收了约300名自由主义和民主派政党的上层人物、高级军官,王室成员。当时俄国自由主义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共济会成员:比如立宪民主党的马克拉科夫、涅克拉索夫、盛加廖夫、库库什金、奥波连斯基,接近立宪民主党的李沃夫,进步党人的科诺瓦洛夫、耶夫列莫夫、以及接近该党的捷列什科,十月党人的古契科夫,立宪民主党党首米留科夫在1906年也被邀请入会。他说,通过对该组织的深入了解,有了它的存在,沙俄帝国最后几年的历史应该重写。
 
因为共济会政治党派色彩不突出,参加共济会的人政治光谱五花八门,既有自由思想家,也有反对世俗政权的人,甚至还有很多保皇党人和沙皇身边的人,所以它成为在政治上斗得你死我活人物之间一个相互沟通的“世外桃源”,表面上的吃喝联谊下,掩盖着类跨党派俱乐部、各个反对派政党的“联络站”和“消息集散地”的作用。
 
政治上的不同派别在杜马内外斗争中因政治差异性很难坐下来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共济会的道德约束,反而为“建立各党之间的联系,为共济会的密谋提供了组织和人员上的条件”。共济会一贯强调的个人修养,使不同党派的人在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中较容易形成一种“理性氛围”,而少了剑拔弩张的“唯我正确”。
 
1916年共济会最高会议的5人核心中,除了书记克伦斯基是社会革命党成员外,其余4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据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后来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沙陷落以后,共济会的最高会议还讨论了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并着手进行准备舆论和资金准备。至此共济会对俄国政治生活的影响达到顶点。
 
同年夏天在共济会最高会议的安排下,参加共济会的各政党活动家都在自己所属的党派进行活动,迫使沙皇交权。共济会曾多次密谋胁迫沙皇退位交权,古契柯夫(十月党)还给大本营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共济会成员)写信,请他对尼古拉二世施压,让沙皇把权力交给民主派政党。共济会最高会议拟定的政府名单也通过沙皇的一个贴身秘书转呈沙皇,其中提出由阿列克谢耶夫或李沃夫组阁,被提及的人士中有90%后来成为二月革命后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的成员。
 
1916年10月由共济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人费奥多罗夫主持召开了共济会自由主义反对派秘密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就是在革命形势逼近的情况下,在政局面临失控的时候,要赶快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尼古拉退位,否则导致民粹主义激愤事情就难办了。
 
与会者大多数都赞同这一思想,认为“宫廷革命”是代价最小的拯救俄国的出路,而且这种方式在俄国是有传承的。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明确的政变纲领。政变的目的是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让权于其子阿列克谢,并由其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由李沃夫公爵组阁,但是当务之急是尽快颁布一部新宪法,从而使俄国和平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这次会议以后,古契柯夫、涅克拉索夫、捷列申科一起拟定了政变的具体计划。他们准备在彼得格勒和莫吉廖夫大本营之间拦截沙皇专列,将其扣留以后送往国外,甚至有人提出过“处死保罗”的方案,但是被大多数与会者否决。共济会的其他成员也在分头准备,后来由于阿列克谢耶夫的动摇,这一周密的计划未能实施。

1916年11月初又在十月党领导人、杜马主席罗将科的家里再次密谋政变,参加会议的有共济会军事支部成员克雷莫夫将军。他在会上表示,如果举事开始,军队将予以支持,此后密谋者着手招募铁路警卫队的军官,准备让他们执行拦截沙皇专列的行动,如遇抵抗可以采取武装行动,整个行动授权克雷莫夫将军指挥,最后因为德军意想不到打入芬兰湾,计划再度搁浅。

共济会及其联系的各种反对派群体的活动对于沙俄专制政体的瓦解和最终垮台都起了一定作用。坊间传说的所谓沙皇俄国为“共济会的阴谋”所葬送的说法虽然夸大得离谱,但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十月革命后,作为贵族反对党人俱乐部的共济会成了覆巢之卵。仍然活着的共济会员大部分都流亡到了海外,这些“白头宫女们”唏嘘,如若当初行动果断一些、决心再大一些,俄国的历史进程可能就会截然不同。

共济会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在神秘主义的掩盖下模糊不清地表达了他们反抗体制的愿望,但同时它的眼睛是只向上的,从来没有向下掠过下层民众的头顶。他们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近卫军官的宫廷政变和影响沙皇身边人的政治取向上,因此在沙皇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二世身边都有共济会人员活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