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关资料(16)

2005年,高盛担任交通银行21.6亿美元H股海外上市财务管理人,2006年,高盛中国银行111.9亿美元H股海外上市项目管理人。高盛还通过发表中国海外上市企业利好消息的研究报告,不断诱使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

如中石油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后表现平平,高盛即于2000年4月公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石油股票还会继续攀升。此后,中国石油股票即强劲攀升,涨幅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江涌指出,在推动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过程中,高盛“从事内幕交易与欺诈交易不胜枚举”。如在中国国有银行2004年改制的时候,高 盛连续发表全球报告,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是亚洲之最糟糕者。并声言,“中国四大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但结果是高盛以极为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股权,仅工商银行上市,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 

多年以来,高盛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的海内外报道难以数计。如高盛关联公司帮助国内许多企业(如几大航空公司和中航油公司)设计期权合约却同时自己反向操作获取暴利,导致多家国有大企业期货交易巨额亏损;2010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高盛,美国国会高调听证高盛集团“欺诈门”事件,英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多个欧洲大陆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同时对其进行调查,多国最高领导人正式发表声明谴责高盛欺诈。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12月1日文章指出,“某国际投行“涉嫌操纵股指牟利,导致11月12日股市大跌。”其即指高盛。 

高盛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高盛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高盛人通过“旋转门”进入美国政府决策高层后,提出了战略性的对华政策思想。如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书亚·博尔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市场事务负责人威廉·达德利、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杰弗里、外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弗里德曼、世行行长佐利克、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邓肯·尼埃德奥尔,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等10余人均出自高盛。 

这些出身高盛的官员进入政府任职后,一方面把在高盛形成的政策理念直接贯彻到决策当中,直接影响决策;另一方面利用私人关系将高盛研究成果输送给政府,间接影响决策。 

美国对华政策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出者佐利克20世-纪90年代任高盛国际顾问,之后任常务副国务卿,2006年6月从国务院卸任后再次加盟高盛任副总裁,2007年接任世行行长。其次,进入政府的高盛官员借助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影响着美国对华经济议题和程序,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保尔森任高盛总裁的十余年里先后70多次访华,他认为中国市场是美国最重要的市场。保尔森就任财长后不久,即向布什总统提出举行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建议,最终促成此事。